编者的话：
  这是一篇饱含理性思考、情感深沉，视角横跨古今、纵览中外的长文。

新中国诞生整整一个甲子之后，在她的科技版图上，增添了五个新鲜的名字——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它们是中国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研发组织三位一体的科技体系中五个充满激情、梦想与活力的生命体。它们是中国科技战略国家队谋求创新价值链完美延伸的点睛之笔。

作为筹建事务的负责人，作者见证了五个新建所及2006年已通过验收的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筹建的全过程，亲历了筹建过程中各种观点与思想的激荡；本文中的所思所想，来源于作者对科技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刻体认，也来源于一线科技管理工作者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切情感。本报现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写在新建所通过验收之后

　　施尔畏

2006年春天，乘着全国科技大会的东风，中国科学院与有关地方政府商定，分别启动了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转眼3年过去了。2009年7月，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了这五个所的设立；2009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与地方政府一起，完成了对这五个所筹建的预验收；2009年12月，完成了正式验收。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与地方各级领导出席了验收会，共同检阅了这五个所在筹建阶段取得的成果，共同见证了这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

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同志们常把与地方政府共建的研究所简称为新建所。作为院机关具体负责新建所筹建事务的干部，我亲身经历了这五个新建所以及2006年已通过验收的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筹建的全过程。这些年来，我亲身感受了地方领导与同志们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中对科技的那份渴求，对新建所的那份情感、那种期望与那样竭其所有、尽心尽力的支持。我亲眼目睹了筹建工作组的同志们克服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仅用了三年时间在一张张白纸上绘制出绚丽多彩又各具特色的画卷。今天，这些新建所似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东部沿海的各个城市，它们聚集了两千多名青年科技人员，其中许多人是在祖国发展与事业的感召下从海外回到了这里。

它们拥有优异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能力。它们是中国科学院队列中最年轻、齐整并充满激情活力的成员，是区域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是被地方政府珍爱与企业信赖的新型科技创新组织。

　　一

上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了一次惊人的飞跃。在这数十年间，人类社会形成了如此广泛、多样与大规模的科技活动，产生出如此之多的新的知识与技术，并能够迅速地把它们转化为商品与服务，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形态由此发生了彻底变革。科技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公众的关注与社会的支持；经济发展又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科技的支撑与引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研发队伍的数量与质量，科研活动的基础设施与条件，科技成果实用化商品化社会化的能力，已成为一类与土地、劳动力、能源、信息等同等重要的资源，决定其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这就是科技资源。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严冬之后，更多的人意识到，除了要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外，还应拥有更多的科技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更多更优质的科技资源，谁就拥有了未来。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了独立的产业体系与现代科技体系。科技资源的宏观配置与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区划是相匹配的。60年代，为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冷战政治格局，我国科技资源的宏观配置也随产业重心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作出了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东部沿海的那些农业省区，充分运用土地、低成本劳动力及行政资源，在承接国际产业大转移的过程中，迅速建立了本土产业技术基础，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发展奇迹。近年来，在激烈的国际产业技术与市场竞争中，这些省区在经济发展中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建立新的资源基础，形成新的增长引擎。地方政府领导与同志们清醒地认识到，科技资源将是保障未来这些地区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资源宏观配置与经济发展大格局不相匹配的矛盾已变得十分突出。毋庸讳言，少数中心城市富集大量的科技资源，造成了严重挤压与利用的低效率；在那些最需要科技资源的省区，科技资源却十分匮乏，其经济发展还处在主要依赖国外技术、基本缺乏本土科技创新支撑的状况；我国科技资源既有限，质量也不高，亟待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培育与发展。我国科技资源的宏观配置已到了必须根据经济发展格局变化作出调整的时期。面向未来，我国的科技活动必将告别与经济活动相脱离的模式，汇聚成引领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社会的科技资源将在市场环境中，不可阻挡地涌向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准的地区，涌向极度需要又十分稀缺的地区，涌向能够创造出最大社会价值的地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历史已充分证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只会把我国的经济、科技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带进一个死胡同。与其他资源一样，科技资源的培育与配置，同样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基础，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科技资源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地方政府处在调结构、扩内需、保增长的第一线，它们更清楚本地区需要什么样的科技资源，如何把科技资源与其他优势资源结合起来，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企业是科技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即便它们拥有了强大的自有研发力量，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科技资源的支撑而存在与发展。同样地，企业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科技资源，如何运用科技资源去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让地方政府在科技资源的培育与配置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让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更便捷地获得优质的科技资源，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新建所筹建之初，院内外有不少人对此事存有疑虑。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是在这些东部沿海城市，而不是在其他城市集中地建设这些研究所。随着筹建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对此问题有了愈来愈明晰的认识。这些沿海城市之所以真诚急切地希望与中科院共建研究所，之所以舍得在这些新建所的建设中投入大量的实物资源，并倾注极大的关爱与心血，是因为它们是我国科技资源配置告别计划体制并根据经济发展格局变化作出调整的产物，是中国科学院与地方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中共同迈出的坚实步伐。

　　二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起步于1984年，那时改革的重点是通过“放开搞活”为核心的政策措施，把科技人员从高墙深院中解放出来，把积压在研究所、大学的科技成果解放出来，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措施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此期间，人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世界，看到了当时我国科技与产业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认识到仅靠过去那些科技积累难以使产业技术在短期内取得跨越，盼望着拥有发达国家那样先进且强大的科技体系。

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使得以政策层面改革为重点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难以继续，科技体系结构的变革自然成为新的改革重点。但是，对于未来中国的科技体系，人们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清晰图像。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借鉴甚至照搬美国的模式，要建设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使大学在社会科技活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把现有研究机构大部转制成企业，就可把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迅速提高到与发达国家企业相当的水准。有人觉得，中国的科技基础原本薄弱又来之不易，科技体系结构的变革绝不可采取休克疗法。也有人提出，投入不足是科技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的核心症结，部门更清楚什么是国家需求，更清楚把经费投到何处何人最为有效，因此财政的科技投入应主要采取项目经费的形式，由部门分配与管理。这可真是一个思想活跃、认识多元、充满争论但步伐蹒跚的时期啊！

进入新世纪头一个十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借助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力量，使得经济发展又跃上了新的台阶。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社会资本也开始进入研发领域，长期困扰中国科技发展的投入不足矛盾得到了极大缓解。在此期间，虽然社会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均衡，较少关注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但科技体制改革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相反进入了更加理性的阶段。指责少了，研讨多了；口号少了，行动多了。人们更细致地观察发达国家的科技体系，更多地从中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去剖析自身的缺陷，思考资源配置、评价考核等若干重大改革问题；更自觉地关注科技活动的社会价值体现，关注科技投入的效率与效益。透过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消除贸易壁垒等方面的争执与斗争，人们认识到，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发达国家始终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手，而不是伙伴，更不是盟友。在其政界、业界及学界领袖们的内心深处，都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对他们的全球地位与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同时迫于对占据中国巨大市场的渴求，又不得不采取有限度合作的姿态。发达国家不会把最新最先进的产业技术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中国来，也不会无私地帮助中国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引进是我们实现落后向先进转变的捷径，但它不能使我们到达世界产业发展的前列，而且带来了陷入对国外产业技术无限依赖泥潭的风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从粗放型经济走向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且充满活力的科技体系！

在这20多年中，始终存在着关于研究机构的社会职能与作用的争论。在一些人的心里，总觉得中国的研究所带有苏联体制的气味，总想到它们缺乏存在的理由，它们的基础性研究部分应当转移到大学去，它们的产业技术前瞻或战略研发部分应当转移到企业去。且不论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科技体制在苏联成为世界一霸过程中的地位，在苏联解体后仍使俄罗斯保持一个世界强国中的作用，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在实现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形成了“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研发组织”三位一体的科技体系。三位一体的科技体制，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符合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美国通过高强度科技投入与高收入高福利社会环境，吸引全球人才为其服务，建立了目前世界最强大最具效率的三位一体科技体系。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德日两国重建了三位一体科技体制，再次站到了科技与经济强国的位置。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则从农业社会起步，在美国的卵翼下建起了三位一体科技体系，为其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三位一体科技体系中，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机构体现政府意志，专业从事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发工作；大学兼有教育与研究职能，以健康自由宽容的科学氛围鼓励个体求索与创新，同时承担政府项目；企业研发组织则按投资人的要求，着力把知识技术变为具体商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产业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三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知识、人员、资本等要素在三者间的流转，是体系实现协同效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提。起源于日本的产学研结合的制度安排，成为世界各国推崇效仿的模式。

因此，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科技体系结构本身，而在于研究机构的运行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而中国还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奔跑。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当然具有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不一样的社会职能，采取不一样的运行发展模式。反之，如果中国的研究机构过早地效仿发达国家研究机构的运行发展模式，它必然会失去在中国社会中的存在价值。中国的研究所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运行发展模式？有人说，我们应当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旗下的精品研究所为榜样；有人说，我们应当照搬美国大学那样的超级豪华研发模式；有人说，我们应当是政府包揽一切的事业单位，是类似政府部门那样的高度行政化组织；有人说，我们应当保持科学的纯洁性，不能向企业研发组织靠拢，不能与市场走得太近。如果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调结构、扩内需、保增长的关键时期，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阶段，我们应继承中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光荣传统，做国家、社会、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不但做眼前的急迫的事情，而且做长远的基础的事情。研究所应始终保持研发活动的多样性，保持创新能力的持续性，保持研发链条的完整性，保持竞争中的公共性，始终关注科技产出的社会价值体现。

在新建所的筹建中，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自然地汇聚在一起，不断发生碰撞，最后走到了共识的彼岸，因此新建所的筹建本身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筹建之初，我与地方同志们曾就共建企业法人的转移转化中心、还是事业法人的研究所问题进行过许多讨论。许多地方领导与同志们曾坦率地表达过对新建所穿新鞋走老路的担心，甚至对筹建工作组同志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一位新建所的领导谈到，他刚到地方开展筹建工作时，竟然发现自己与地方及企业同志之间存在着“语言”障碍，说的话彼此都听不太懂，还需要人做些“翻译”。正是有了院地共建机制，地方同志更加了解了科技创新的特点与规律，更加全面地认识研究所的职能与作用；我们的同志则在思想观念上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更加自觉地从需求出发部署科研活动，从价值链出发与企业建立联盟，实现科技活动的价值最大化。一位地方主要领导告诉我，对于他工作的经济大省来说，多一个亿元企业、少一个亿元企业无碍大局，目前最需要的是面向产业技术发展的研究所，最需要它们向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与服务。另一位地方主要领导告诉我，他不关心新建所能否直接产出经济效益，只要在它的周围集聚了许多企业，形成了新的产业园，那么它就对新兴产业成长起了关键作用。还有一位地方分管领导告诉我，他最关心的是新建所从企业获得了多少研发经费，只要企业敢于把真金白银交给它，就足以证明它的地位与作用。在新建所通过验收后的今天，我充满自信地认为，只要始终坚持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办所理念，始终坚持需求牵引、开放联合的运行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要求、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科技发展的道路来！

　　三

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经济文明，社会生产力曾经达到全球领先的水平。17至19世纪欧洲发生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爆炸性增长。中国在此过程中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能说古代中国没有科技。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诞生出永载史册的科技发明。但直至19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工业时代的科技为何物；直至20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技活动。

如同几乎所有产业技术一样，中国的科技也是从引进消化中起步，从跟踪模仿中追赶，逐渐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轨道，但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至少晚了一百年。

目前，我国的科技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发达国家毫不掩饰把科技作为巩固发展其全球地位的首要工具，科技投入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它们在世界科学技术上、产业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上的领导地位，使得其国民拥有高价值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且不说德、日这两个长期位居世界技术创新顶峰的国家，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还是英国布朗政府的低碳经济，都透射出当代需求牵引科技、科技保障发展的浓重信息。有人把发达国家的科技分为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觉得美国模式过于功利，而欧洲模式才是科学的本源。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之后，欧盟主要国家怎会容忍自己凋落为一个二流国家？德国就以孤胆独行的勇气，用10余年的时间创立了最先进的太阳能利用科技体系，站在了这个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科技活动的主题与对象不是人的大脑中天生具有或自然产生的，只能产生于广泛的社会生产实践之中，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当代科技发展的本质动力必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我国科技界仍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总觉得科技是先知哲人们的活动，给他们一个自由的环境，他们就能够预言世界的发展，给出发展的路径，创造出方法与技能。有些人在承认社会需求对科技发展作用的时候总是显得有些羞答，不时还要做些包装或修饰。我们还没有从这个思想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这使得我们还不善于在充满创新活力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善于在无限广阔的社会需求中找到科技发展的方向。

经过长期发展，发达国家拥有了迅速建立贯穿社会的创新价值链的能力。它们的企业一般都拥有很强的技术吸收、放大与应用的能力，能够与研究机构或大学合作，实现知识技术的产品化。大企业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其研发队伍、装备条件与配套能力甚至优于专业研究机构，能自主实现知识技术的产品化。研究机构、大学与企业的分工更清晰，要素流转更通畅。在我国，大企业也建有研发组织，在若干特殊领域能自主实现知识技术的产品化，但在技术开放度高的领域，目前还主要运用资本的力量，从国外获取先进技术。中小企业更希望有拿来即用的技术与产品雏形，一些企业还处在“山寨”阶段。另一方面，研究所一般缺乏技术集成、放大乃至产品原型开发的工程化研发能力，这方面工作也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与配套条件。结果是，研究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找不到买家，因为企业觉得它还不好用；企业要的东西又找不到卖家，因为研究所一时还拿不出来，甚至根本拿不出来。总体上看，目前我们的科技活动之间、科技活动与社会生产活动之间常串不成创新价值链条，串成后也比较容易断裂。

目前，我国的科技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我们是带着浓重的农业经济时代中国“仕、农、工、商”社会等级观和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经院式科研传统的影响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以至于在行动上总有那份犹豫与摇摆，常常重视研究、轻视应用，重视成果、轻视转化。我们是带着浓重中国千年应试教育和崇尚权威、不为人先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自主创新道路，受发展阶段认识的局限，我们还很缺乏创新的自信与勇气，以至于在许多科技活动主题与对象选择中，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竟是美国人做了没有，怎么做的，做得怎么样了，即便有人提出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也会迅速湮没消失。我们受目前科技经费配置制度的约束，陷在周而复始甚至没有穷尽的“跑项目、争经费”漩涡中而不能自拔，在一些场合，立上项目、获得经费竟成了科技活动的终极目标。我们还不得不向现行的评价、考核与奖励制度妥协，不得不按照这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的指挥棒的要求，尽量去做研发门槛低的事情、产出快风险小的事情；避免去做长周期的事情、坐冷板凳的事情。

新建所的筹建如同一个舞台，现实的各种思潮都登台亮相，尽显了这个时期科技思想与文化的多元，也让那些缺陷在社会实践中见到了阳光。例如，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环境研究是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中的需求出发确定的新的科技领域，对此，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怀疑抵触，还有人给我们带上了重复建设的帽子。有个新建所直接冠上了“先进技术”的名字，并举起了“打造新工业经济中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旗帜。有些人在赞赏它的高速发展与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同时，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它不应是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所的想法。有些人建议把“先进技术”改为“高等技术”，尽管“先进技术”与“高等技术”在英文中都是同样的词，但在中文中两者的涵义却有明显的差异。还有人感到了困惑，觉得这样的研究所应当转制成为企业，为什么我们花力气去筹建它呢？是否有否定过去的动机？即便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大家对新建所的认识也是逐渐发展的。一些人总觉得与那些纯粹的、高尚的科学研究项目相比，新建所筹建不过是一般的院地合作项目，以至于我们在希望得到稍微多一点的关照与支持的时候，还会遇上许多周折与困难。在新建所通过正式验收的今天，我要衷心感谢筹建工作组的同志们，感谢新建所的全体员工们，他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特质，拼搏创业的工作作风，使许多人感动，令许多人鼓舞，让更多的人从怀疑变为放心，从斜视变为正视，从旁观变为参与，从担忧变为祈愿。那凝聚着他们理想与心血的新建所，不正是他们向中国科学院、向地方政府与老百姓、向中国科技界同行献上的看得见、摸得着、摆得住的改革成果吗！

　　四

由谁去筹建，是这些新建所筹建是否能够达到路甬祥院长提出的“地方单位政府满意、合作企业满意、老百姓满意、科技界同行认同”标准的关键。

这些年来，我们总是在讨论科技大师、科技帅才及科技将才的问题。帅，本是个军事用语，它指那些能够组织指挥重大战役并敢于取得胜利的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军事统帅都是从战场的腥风血雨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大师是中国语言中特有的对站在当时学问或技能顶峰的人的尊称。所有的大师也是在长期艰难的实践中逐渐磨炼出来的。甚至还有人的理论思想价值是在其去世之后才得到实践的证明，得到后人的尊崇，他在这时才有了大师的尊号。科技发展历史表明，站在某个重要科技领域发展前沿的人，即科技大师，或者重大科技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即科技帅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捧出来的，而是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中经历磨炼、接受筛选，逐渐成长起来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一批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克服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他们虽然年轻，还缺乏经验，但国家给予他们极大的信任，向他们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条件，委以他们重要的科技领导责任。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国家人民一致的价值取向和优秀的人品素质，当他们融入新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大潮之后，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大展才华，创造业绩。他们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科技发展规划，许多人又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领衔创建中国科学院及其他部门的研究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带出了一支支新中国自己的年轻的科技队伍，建立了新中国自己的科技体系。他们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英名永驻的科技帅才。

在新建所筹建起步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与5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大学每年向社会输送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研究所或大学输送十万计的研究生，许多人曾去发达国家学习工作，回国后又承担了重要的科技项目与任务。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工作的力度。海外回国人员了解发达国家的科技现状，把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思想、技术方法与工作方式带到了国内，其中的一些人已是大学或研究所的科技骨干。引进与培养是科技人才政策的两个方面。强调了引进，就忽视培养，或者强调了培养，就排斥引进，这两种倾向与做法都是片面的与有害的。在我国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要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立足培养的人才方针，因为中国科技与产业技术发展的人才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发达国家。总有一天，发达国家会像现在限制先进产业技术向我国转移、限制尖端装备甚至基础材料向我国出口那样，限制中国人进入它们的核心研发领域和重要研究组织，限制掌握甚至只是部分了解其核心研发内涵的中国人回到国内。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我在负责新建所筹建工作组负责人初步遴选的工作中，一些同志向我推荐了已在发达国家取得一定层次科技岗位的人，我也与其中的一些人作过交流。我发现，在我接触的人中，有的虽然长期在国外研究机构工作，但大致还处在“打工者”的层次；有的年龄已经不小，希望长期保持两栖身份，采取遥控指挥方式，也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有的长期在发达国家大学任教，认为新建所应当按照发达国家大学的科研模式进行建设，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世界一流。总的看来，我们彼此在为什么要筹建研究所、建什么样的研究所上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在新建所运行发展模式上的考虑也不一致。还有同志向我建议，可以高年薪为条件，从国外公开招聘筹建负责人。经过反复比较与思考，我最后向院党组提出了把筹建的“帅印”交给院内现任的所处级干部的建议，并得到了院党组的批准。对于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基于中科院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紧密合作，中科院党组批准学校一位优秀的教授进入研究院的筹建工作组。我没有采纳以高年薪为条件公开招聘筹建负责人的建议。我始终认为，在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3000美元的国家里，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薪聘用一名筹建负责人是不合适的，这样做只会分裂我们的队伍，形成错误的价值导向，导致新建所偏离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方向，走上脱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脱离中国百姓的死亡之路。

记得三年前，我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把同志们约来，告诉他们院党组已决定让他们承担某个新建所的筹建重任，要求他们立即到某个城市去开展筹建工作。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对新建所的筹建并没有清晰的图景，对筹建中将会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也没有完整的预期。他们都在重要的岗位上，承担着繁重的工作，都有完美的家庭生活，但得悉院党组的决定后，没有一个人对决定提出过哪怕半点的异议或保留，像战士上战场那样义无反顾地奔赴各个城市。在筹建的三年里，我与他们有过倾心交谈的机会，他们向我倾诉过心里的压力、工作的艰难与家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无力对家人子女有所照顾的愧疚。说到动情之处，这些七尺男儿无不热泪横流，更不要说那几位女同志了。在这三年里，哪个新建所不是搬过几次家。我看到过同志们挤在临时租用的狭小房屋里开展工作，每到用餐时间，数十人围坐在一张乒乓球桌子旁，享用着那简单的饭菜。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上学的孩子，天各一方，无法关心孩子的学业，也无法照顾孩子的生活，很多同志数月不能回家，有的甚至数过家门而不入。我看到过一位筹建负责人的孩子，每日放学回来，常以所内同志代为购买的便当或美式快餐充作晚餐。我看到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健康被大量消费。从北京去南方城市的女同志，无法适应那里阴湿寒冷的冬天，以至腰腿患上病疾，有时登上面包车都要付出努力。身体原本健康且充满活力的同志因劳累曾晕倒在路边或办公室里。我看到他（她）掰着捏着每一分筹建经费，在精打细算上真可谓做到了极致。一个新建所的筹建负责人，为了使有限的建设经费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带着所里的同志铺设网络线路，整治园区环境；为了使施工单位尽快完成园区建设，带领近百名员工入住还未完工的无窗、无电、无水的大楼。这里，我无法一一说出这三年来他们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在新建所通过正式验收的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是科技帅才，我会郑重地报上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领衔打赢了新建所筹建这场重大战役，带出了一支支年轻齐整的队伍，在一张张白纸上建立了作为一个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础与条件。他们的智慧与辛劳、心血与汗水，已化为新建所大楼下的一块块基石，化为园区中一株株树木，永远见证着这些研究所的进步与发展。

研究所的所训是什么？它是这个研究所全体员工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研究所的脊梁，是研究所发展的灵魂。城市环境研究所筹建负责人赵景柱同志告诉我，一些研究所选用了半古半今的所训，青年同志读后常常不得要领；一些研究所选用了现今流行词句组成的所训，但大家常常雷同，缺乏个体特征。于是，赵景柱同志为城市环境研究所选用了“忠诚”、“尽职”这两个涵义深刻且又通俗易懂的词作为所训，并将这四个字篆刻在研究所大门口矗立的超长大石上。由此我想到，我们在选用研究所的所级领导时，除了政治标准外，还应有其他的要求。我以为，第一是理念。理念决定未来，所级领导的理念高低，决定了这个研究所发展可达到的层次。第二是人品。所级领导应善学、容人、爱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团结带领全体员工，不断谋求发展。第三是激情。有了激情，才会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情，去做难度高的事情，去做超出自己现有能力甚至极限的事情。第四是忠诚。个人应对组织忠诚，对同事忠诚，对合作者忠诚，对事业忠诚；研究所应对团体忠诚，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第五是尽职。每一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尽最大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去做好每一天的事情，去做好员工们希望做的事情。

在新建所正式验收会议上，院人事教育局负责人宣读了院党组对新建所首届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命，宣读了院党组对在新建所筹建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表彰的决定。在这些新建所首届领导班子中，有3位近期从发达国家回国工作的青年同志出任了副所长，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院广纳天下贤才的胸怀，对新一代科技人员的充分信任与热切期望。路甬祥院长与地方政府领导向受表彰的筹建负责人颁发了证书。尽管这是一份份十分普通的证书，但它们表达了院党组、地方政府对他们为新建所筹建所作贡献的肯定。我觉得，这一份份证书里，也饱含着我本人以及所有关心帮助新建所筹建的同志们对他那份真诚的感谢之情！

2009年12月17日，路甬祥院长率队来到了深圳，与地方政府领导和各部委办负责人一起，出席了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验收会议。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先生及许多教授应邀也出席了会议。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是这次最后一个接受验收的新建所。会议在研究院的报告厅中举行，可容纳300人的报告厅已是座无虚席，连四周的走道也站了许多人，会场气氛显得那样庄重热烈。会上，播放了同志们自己策划编制的音像片。在接近尾部时，屏幕上展现了一幅幅反映筹建历程的“老”照片，扬声器中传来了著名歌唱家刘欢演唱的《在路上》的曲音。伴随着那委婉深情的歌声，看着这一幅幅似曾熟悉的照片，我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暖流，几乎难以克制自己。《在路上》，如此煽情的曲子，不正恰当地描绘了新建所三年来走过的路程。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我，在每个新建所验收会议圆满结束的时候，都从心底里呼喊出一句话：祝愿我们的新建所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