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第一次拜访赵景柱老师，那时我还在澳大利亚工作，但是考虑通过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第一次简短的见面，我当时的感觉赵老师年轻有为，四十刚出头就是一个大所的所长，而且平易近人，说话干脆利落，让人有十分踏实的感觉。 　　  

　　2001年上半年中科院通过了我的“百人计划”。2001年夏天，赵老师还专门去澳大利亚访问我们的学校。我还记得很清晰，我去机场接他，一下飞机他还穿着短袖。因为澳大利亚处在南半球，此时正是冬天。我赶紧问赵老师，是否没带御寒的衣服，他笑着说，没事，在托运的行李箱中。赵老师作为生态学家，他深知土壤学研究在生态系统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澳洲访问的几天中他反复和我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包括如何在回国后继续与阿德莱德大学保持合作，加快推动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在他的关照下，我回国很快成立了中澳联合土壤环境实验室，我在阿德莱德大学的老师和同时经常来北京开展合作研究和指导研究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块工作的发展。　　  

　　2002年1月4日早上，经过在吉隆坡的转机，我们一家四口抵达北京。当时我女儿还只有八个月大，我们一出机场看到赵老师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们，顿感温暖，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回国工作后，在工作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赵老师一心扑在工作上。我记得2002年农历除夕那天，到了下午四点多赵老师找我谈工作。他说刚把所里的事忙完，要跟我商量建温室的事。这样，在大家都忙着准备年夜晚的时候他还在为研究所的发展操劳。这也让我想起中科院植物所的老所长韩兴国先生给我讲的故事。有一天深夜10点多，韩所长开车路过双清路，他看到赵老师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就打电话问赵老师在哪里。当他得知此时的赵老师还在办公室工作时，韩所长不敢相信，折返回来，还到赵老师办公室“求证”。结果那天晚上他们还以赵老师桌上的方糖为零食聊了一会天！赵老师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我事深有体会的。当初在他办公室里我看到他一直放着一件军大衣（棉袄），很纳闷。后来他告诉我，有时在办公室工作完了，就盖件军大衣睡一觉将就一晚。 

　　赵老师是一颗真正的“螺丝钉”。 　　  

　　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赵老师在关键时刻带领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锐意改革，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赵老师和班子一起在人才引进，学科规划和园区建设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好几次在和他聊天中了解到，那时为了理顺后勤服务体系，他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院党组安排赵老师去云南挂职，担任丽江市领导。在赵老师丽江工作期间我有幸好几次去丽江参与一些环保工作，也有幸了解到赵老师在云南工作期间是一如既往的忘我工作，在当地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他作为分管环保和卫生的领导，曾坚毅果断地处理过应急事件，包括鼠疫和不明肺炎等重大疫情。赵老师还在闲聊中告诉我，当年他刚去广西河池挂职的时候还处理过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他说当时的事故场面不堪入目，没有一点勇气和智慧是很难处理好的。 

　　从云南挂职回来院党组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筹建城市环境研究所。接到任务，赵老师没有什么考虑就全身心投入到这项新的事业中。我依然记得2006年春节刚过，他在北京飞杭州考察建所地点的时，在机场很兴奋的打电话告诉我他去我老家工作了。（注：当时在初选的建所地点是杭州市）。就这样他再一次把自己的小家抛在后面，开启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对此他不仅没有怨言，而且在后面他多次很我们谈到，特别感谢院党组的安排，让他有机会接受这么重要的任务。作为一名生态环境专家，他表示一辈子能够干这样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实在是很荣幸。 　　  

　　赵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奋斗者。　  

　　赵老师从2002年6月开始来到厦门开始筹建研究所，真正是从零开始。后来院党组安排协我助赵老师筹建研究所，于2007年10月7日下午乘坐13:50的航班和赵老师一起来到厦门，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日子，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赵老师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厦门的第二天，第一次参加了所里的全体会议，那那时候还只有30-40位工作人员，大多是30来岁的年轻人。赵老师给大家认真布置工作，讨论研究计划，展望研究所的未来，他是那么的投入，那么的认真。后来我好多次在他面前流露出由衷的敬佩。当时赵老师作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曾经的所长，又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他无疑已是业界的大咖。他为了尽快推进研究所的建设，面对一支非常的年轻队伍，他认认真真，娓娓道来，坦然自若，因为在他心中他就是在指挥千军万马，他在开创一项重大的事业。 

　　赵老师十分珍视国家的每一分钱，研究所的筹建和发展中他始终要求大家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在筹建期间租用了十分简陋的办公场所，办公条件也是因陋就简。那时我们的食堂也是很寒碜，连吃饭的餐桌都是让乒乓球桌来“兼职”。   

　　研究所筹建过程中建筑和装修材料的采购赵老师也是反复比较，他也要求所里的工作认真研究，把成本降到极致。所以厦门一些相关供应商见到赵老师都说他是以“抠门”著称的。后来研究所建成后，他经常和我们如数家珍似的和我们回忆当时砍价或送货的一些故事。比如我们所的大门石从选石坑，到取石材，然后是长途运输，就是一个历尽艰险的过程。整块大门石是经过吉尼斯论证的最大的门石，但是赵老师为了省钱，终了耶没有要吉尼斯纪录的证书。 

　　赵老师干事干脆利落，一丝不苟。研究所早起的工作人员都熟知“820”故事，就是按原计划工作人员要搬入研究所新园区。但是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建筑进度有些滞后。赵老师当机立断，决定必须按计划搬入新园区。那时入住的房子内没有水电，没有厕所，只有满屋子的蚊子。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不按时搬入，建筑商就不会重视我们的计划，只有斩钉截铁地按计划搬进去才能督促建筑进度。同样，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园区周边有一些农民养鸭场，很难处理，弄不好就有纠纷甚至殴打，因为事实上在建设过程中有些纠纷还惊动了警力。但是赵老师并没有怕，有一次拆鸭棚，他向鸭农通报时间，到点坚决执行。当时赵老师穿着短裤在现场指挥，后来当地传说，大家都怕这个“裤子也不穿”的赵所长。如此一来，后面的工作也就更顺利了。　　  

　　赵老师是一位无私的奉献者。

　　赵老师是2006年6月6日下午抵达厦门，开始和市政府洽谈共建研究所的事宜，到6月29日，中国科学院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双方就签署共建备忘录，这是高效率的。2021年6月26日赵老师在较长时间身体及其不适的情况下离开厦门回京治疗。可以说，赵老师把整整十五年的心血和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完完全全地献给了城市环境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献给了国家城市发展的伟大事业。 

　　今天大家都在说赵老师以所为家的精神，其实我觉得这是远远不止的。以我和他共事的体会，我认为赵老师把他的生命融入到了研究所，融入到了为国家做事的事业中了，真正践行了他设计的研究所“忠诚尽责”的所训精神。大家看到他时不时在院子里修剪花草，其实他是身体力行地在实践生态环境管理如何和社会系统融合起来。2016年中秋节一场历史罕见的“莫兰蒂”台风把园子的景观摧残的不成样子，赵老师十分痛心。台风过后一早赵老师和我带领留所的同志一起开展自救工作。他平时很少发朋友圈，看着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树木到了，景观被无情的破坏了，他发了好几张我们一起整理园子的照片，这是赵老师深情的自然流露！ 

　　他在长期的研究中探索出如何将人文社会科学渗透到生态学，更好的让生态学为生态文明服务，他提出了景感生态学的学科思想。这是他考察国内外古今城市建设历史和长期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景观的营造需要融入文化，融入人的思想和情感。让人类文化和情感融入生态要素，让人类对自然景观产生敬畏，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经过赵老师营造的城市环境研究所的一草一木的背后都有一些故事，一些价值取向，一些科学道理。通过这些景感的营造向来者传承生态文明的理念。赵老师经常和我聊起牛津剑桥，来到这两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城，你看到的，踩到的，都映射出深邃的科学、科学发现的历史。  

　　赵老师长期以来收集了很多与科学发展，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相关的古物，包括一些书籍和地图。这些物品都很珍贵，我常常惊叹于他的“淘宝”能力。不仅是“淘宝”，他对“宝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故事也很清楚。今年春节后他开始布置展览室，他把毕其一生收集的东西捐给了研究所。结合研究所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资料和物件，赵老师专门布置了一个展览室。今年四月份，初步布置完后，他还专门给在所的研究生和年轻人讲解历史，讲解景感生态学。 

　　赵老师是一位乐观豁达、淡泊名利的人。 

　　赵老师长期患有类风湿，这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几乎无法治愈。赵老师到厦门后，病情不断加重。远离好多老领导都知道她的患病情况，也帮助寻找治疗方法和打听这方面的医生。这些年来赵老师确实也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包括一些民间偏方，但是都收效甚微。有一段时间他尝试了生物制剂，可以控制病情，但是这些激素类的药物时间一长效果也要退化。最近几年，我感觉到病情有些加重，关节的肿大越来越明显。有几次，几天不见我就感觉他胳膊的关节似乎又肿大了些。有几次，他用土办法-艾灸，忍着疼痛把自己的关节都熏黑了，我看到他这又粗又黑的关节心里真不是滋味。确实，这个病是非常痛苦的，他告诉我每天早上起床和穿衣是最艰难的。由于手臂不能伸直，每天都是很艰难地扣扣子。我早就注意到他的衬衫袖子上的扣子一直扣不上，皮带在系得很松。但是，一直以来，面对病痛的赵老师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有时还说说笑笑地谈论他这个类风湿，他也调侃自己已是系统了解类风湿病的专业人士了。 

　　也许正是这种病痛让赵老师更加觉得乐观的重要性，平时他给大家传达的也是乐观豁达的精神。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开导我们，谈得失的辩证关系。他给我们树立了淡泊名利的榜样，始终不忘初心，踏踏实实工作。2009年在研究所建成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让贤，让我出任所长。为此他还专门给院领导写信表达这个愿望。他希望给年轻人更好的发展空间，而自己只是默默无闻地未研究所工作。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思考科学，组织项目和培养人才。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参与组织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A-美丽中国建设，还担任科技部脆弱区生态建设的专项的一些设计和规划工作。 

　　赵老师自己谈泊名利，但对朋友和同事充满无限的希望，希望大家的发展得越来越来，研究所发展得原来越好。平时在所里赵老师对大家要求很严格，看到不合适的或可以改进的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有时还是挺着急的，那是因为他真心的为你好。不过无论他是如何严厉地批评你，到了外面，在别人面前，赵老师总会尽其全力列数你的优点，赞扬你。对个人如此，对研究所也是一样的。能和赵老师交朋友真是幸福的，他会时时处处帮你考虑，给你帮助。他经常通过一些细节告诉我们来的客人都是朋友，要热情接待，每次送客人他都是送得很到位。他还经常在饭桌上很我们交流待人接物的一些道理，让大家受益匪浅。 

　　赵老师是城市环境研究所的一盏明灯。 

　　我有时出差回到厦门往往是深夜了，到所里或回到我在研究所隔河对面的住所，我都会习惯性地看一眼十八楼赵老师办公室的灯光。只要看到灯光亮着，说明赵老师在所里，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 

　　赵老师博览群书，善于思考，有渊博的知识。赵老师在大学学的是数学，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博弈论，博士期间跟随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开拓可持续发展科学。这些长期交叉科学的研究背景赋予了赵老师许多智慧。在城市环境研究所和赵老师共事期间，无论在研究所发展还是个人生活和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赵老师，和他讨论，向他请教。他常常教我们，遇到事情首先不要慌张，冷静思考，仔细全面分析，再难的事也要往前推进。 

　　得益于他在博弈论方面的造诣，他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趋善化理念。这些年，通过听他报告以及与他交流我也是在不断品悟趋善化的理念，从中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生态系统的管理需要趋善化，一个单位的管理，一个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事业的发展何尝不需要趋善化的理念。赵老师教会我们一心向善，身体力行“忠诚尽责”的所训思想。 

　　如今，我们随时可以请教的赵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么匆忙，来不及在多说几句话，多请教几个问题。赵老师是东北人，平时说话会冷不丁冒出一些东北话，我听了会有些懵。前阵子我在东北出差，死记硬背学了几句东北话，还想找机会在赵老师面前炫耀一下，想必他一定会稍有惊讶，然后是会心地笑笑。 

　　斯人已逝，但是赵老师的精神是我们心中的一盏明灯，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